社交媒体使用如何通过风险特征影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标题：

Effe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through risk characteristics: Explor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m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cience literacy



关键词：

social media use, risk characteristics, food safety risk, risk perception, science literacy

作者：

Jie Zhang（中山大学）

Hsi-Chen Wu（清华大学）

Liang Chen （清华大学，通讯作者）

Youzhen Su （宾州州立大学）

期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该期刊秉持“科学开源”的价值观，覆盖了临床、认知、感知、意识等广泛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及学科交叉主题；期望结合心理学和其它学科视角，来探索人和社会的本质。2021 SSCI JIF Q1, 2021年影响因子为4.232）

在线发表日期：

2022年9月30日

（该期刊为网络发行、暂无纸质版封面图；该图示来自网络）

研究概要

以2017年左右六大食品安全问题（e,g,地沟油、重金属含量超标等）为议题背景，本研究关心如何合理提升人们对食品安全风险 (Food Safety Risk, FSR) 的感知，以期促进公众健康。厘清公众的风险感知机制，在宏观上属于风险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预防性策略之一，也是理解“政策制定者-媒体-公众”三角交互关系的重要一极。具体而言，公众的主动参与、公众的切身体会、以及公众的背景分群等，都构成了预测其风险感知的重要变量，更是风险社会中“治理现代化”绕不过去的决策根基。

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本研究由两个递进的部分组成。第一，站在公众体验的视角，研究首先挖掘了风险特征（risk characteristics）有哪些——基于心理测量学派（Slovic, et al., 1978;1980）和“愤怒因素”（Sandman et al., 1993）两方面的理论框架，研究筛选出共19个和公众体验切身相关的测量指标，比如“利益操纵感知”、“人为原因感知”、“对孩子的影响感知”、“政府信任感知”等等。随后，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对这些琐碎的指标进行了线性降维，根据因子载荷分布，最终在两个维度上抽象出核心潜变量，即恐惧（dread）和效能（efficacy）。第二，承接PCA结果，以dread和efficacy两个风险特征作为平行中介变量、以科学素养为调节变量，研究进一步对社交媒体使用如何通过dread和efficacy来影响最终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作了调节中介模型的路径分析。抽样方法采用配额抽样的方式，按中国大陆各省的人口比例，通过实名注册的“问卷宝”发布线上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15份。

第一阶段风险特征降维的结果显示，过往学者们用来刻画风险感知机制的繁杂指标在统计上可以被归纳为两个维度，一方面是代表“风险唤起”的dread（我们直接采用了Slovic的命名），另一方面则是代表“风险控制”的efficacy（这个命名借鉴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两个维度下的子指标因子载荷参见图1。抽象到心理感知的机制而言，本研究认为“风险唤起+风险控制”是一种动态博弈的元模式；具体到两个维度下面，本研究所归纳出的dread和efficacy不仅仅测量了个人自身，还测量了个人自身对其它利益相关方的态度和猜测——而这是过往量表里所欠缺的。

（图1. 18个风险特征经过PCA降维处理成2维后的结果）

基于PCA的降维结果，本研究的路径分析结果还进一步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及其信源感知，如何在科学素养的全局调节下，最终影响FSR。由图2所示，社交媒体使用（social media use）的增加，既可刺激dread的提升、从而提升最终的风险感知，也可刺激efficacy的提升、但最终抑制风险感知，两者一张一弛。另外，在中国语境下，信源信任度（source credibility）能显著放大社交媒体使用对efficacy的刺激效果，但对dread却不起作用。更为有趣的是，科学素养（science literacy）对dread通路产生了显著的“双重削弱”效果——同样是面对食品风险相关的讯息，一方面高科学素养的人群比低科学素养的人群更不容易感到恐惧；另一方面，高科学素养的人群即便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恐惧、最终也更不容易从恐惧心理演变成真正的“风险感知”——高科学素养的人群似乎更擅长自我抑制恐惧心理、并且抑制恐惧心理转化成较高的风险判定。以上发现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都在论文的Discussion部分得到了扩展性解释和反思。

（图2. 以2个抽象风险特征为中介变量、科学素养为调节变量的模型）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963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