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梅西大学传播系首席教授Mohan J. Dutta:文化导向研究视角下的健康传播

发言概述

我很高兴能参加本次论坛，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发展与健康传播。我所负责的中心名为“文化导向研究、评估和护理中心”，简称CARE。

在本次演讲中，我将强调一些在健康和发展交流现代背景下的护理工作，我将分享在疫情中学到的各种教训以及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看到的不平等问题，然后我将介绍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一直在研究的以文化为中心的方法的框架， 探讨利用社会主义组织框架作为健康和发展传播的主导范式的重要性，并特别关注群体组织的方式，以及群体组织的线下和数字环境如何应对健康和发展上更广泛的挑战。

如果我们追问不平等问题在疫情中出现的原因，就需要回到查尔斯·布里格斯教授所阐述的爆发性不平等的概念。

我们可以通过疫情观察到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传染病传播时的表现，以及新冠病毒在不同环境下传播的可能性是由结构和这些结构的组织方式决定的，包括住房、卫生设施、获得清洁的饮用水、体面的食物、公共卫生资源以及更广泛的基本生活公共资源。

我们在疫情看到的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由霸权的发展和健康传播方法构成的，这些方法植根于冷战意识形态和宣传资本的意识形态，主要利用资本作为发展的框架，促进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利益，并利用发展和健康传播来促进自由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各地得到推广，从而加剧了我们看到的在获得食物、住房、工资收入、基本防疫资源和医疗保健资源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这些条件不仅是由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的，就健康和发展传播的历史而言，它有根植于美国中心的冷战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轨迹。

在亚洲的背景下，我们中心与全球各地不同的社区所做的工作是就各种形式的边缘化进行谈判。

我们看到的是，问题已经发生了，亚洲实际上已经开始照抄以美国为基础的框架，这一框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在古代北亚价值观的语言下，复制以欧洲为中心的霸权。

亚洲的斗争已经成为促进自由市场的文化管理战略。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冷战意识形态被一直延续下去，亚洲价值观已经成为压制工人和边缘群体发声的策略，同时成为促进西方资本的利益以及推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一步。

倘若你仔细研究这一悖论，会发现亚洲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有趣的，因为亚洲的转变被认为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别回应，但实际上它成为一种通过延续冷战意识形态来延续美国的欧洲中心霸权的机制，将市场作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

健康发展传播在亚洲的研究复制了这一主导框架，我们衡量人们的态度、信仰、行为的方式复制了个人主义的框架，同时还继续延续着个人主义的主流医疗保健发展传播模式，并且它们继续阐明为一种认知主义方法，某种程度上是知识驱动变革。

因此，行为改变和促进行为改变均未能解决缺乏参与的结构，而这种结构造成了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看到的不平等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使占主导地位的健康和发展传播方法的欧洲中心主义去中心化？为了真正解决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看到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为正在遭受边缘化的群体发声，这就涉及到资源所有权平等的问题。

传播平等，即我们如何分配传播资源，以便边缘群体和更广泛的公众获得信息资源、代表资源、决策资源等，从而在这些决策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因此，传播的不平等问题是与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以文化为中心的框架表明，为了实现转型和发展，我们需要从下层和边缘中考察，我们需要耐心倾听他人声音，同时需要建立社区的发声渠道，使这些渠道成为结构转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