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大学传播与公共政策教授、健康传播研究计划（HCRI）主任Jeff Niederdeppe：健康传播与后疫情时代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健康传播的想法。我想说的第一点是，这个时代对于传播研究，尤其是健康传播研究方向来说，是令人振奋的，因为新冠病毒向世界揭示了传播在全球健康危机和各种健康危机中的重要性。

例如，我们看到了疫苗生产协调方面的进展，科学工作以打破历史纪录的规模和速度进行。

然而同时，疫苗接种从过去都现在，仍然都是巨大挑战的一部分。疫苗的接种率低于预期，这从根本上是一个传播沟通的问题，我们未能就疫苗的有效性、接种疫苗的理由以及为什么需要强制或强烈鼓励接种疫苗的政策进行沟通。

我们还看到了关于减少新冠病毒传播的高效政策的普及。例如，我们知道戴口罩是有效的，我们知道保持社交距离是有效的，但我们也看到了对口罩的普遍质疑和反对，从根本上说，这是对传播与沟通的挑战。

我们看到，关于新冠病毒和其它全球卫生危机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迅速传播，但我们也看到，在沟通新冠病毒和相关的预防措施时，我们没有认识到新冠病毒对心理健康和个人福祉的间接影响，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影响。

所以我的核心论点是,健康传播需要更广泛地思考，需要与其它学科合作进一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我想提供一个健康传播的定义，这个定义指导了我的工作，那就是健康传播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实践，这三者都是为了理解传播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知识要素，但也要利用这些知识来发展有效的传播，促进人类健康。

我想强调的是，健康传播并不是简单地沟通与我们的行为或政策有关的健康证据。我们经常在公共卫生领域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嘿，我们有了这种行为干预，我们有了这种公共卫生危机，比如吸烟率太高或新冠病毒传播速度过快，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沟通吸烟对健康的影响和新冠病毒对健康的影响，并以健康为中心传递信息。

但是,健康传播比简单地向受众传递健康信息要广泛得多，因为人们有很多理由来采取某种行为或支持某种政策，而这些理由有时是关于这种行为或这些政策的社会信念。

例如，“在孩子面前吸烟并不是为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这样的信念，而不是关于健康本身。此外，人们关心经济影响，针对预防吸烟这类宣导目标，一些最有效的信息往往与吸烟的健康影响无关，而是与经济成本、医疗成本、或吸烟者本身的其他成本有关。

最后，人们还对机构和政策制定过程抱有很多信念，例如他们是否相信要求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这样的政策是基于为人民服务的良好的意图。

因此，基于卫生政策和行为干预措施进行沟通，有时也是为了建立人们对机构的信任。这并不是说，就健康本身进行沟通并不重要，但它不是健康传播在塑造行为喝和改善人口健康政策支持方面的唯一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健康传播发生在多个层面，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团体和网络中；发生在医疗保健组织中，也发生在非医疗保健组织中；发生在政策制定论坛中；发生在媒体中，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大众媒体；发生在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也发生在整个社会中。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在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健康传播，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传播，还要思考社会网络和团体层面的传播，思考物理环境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但是，目前健康传播领域倾向于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思考如何促进个体层面的行为改变和决策制上。这当然是健康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通过促进个人层面行为来改善大众健康的干预措施，总体上规模较小，除非有大量的接触，否则通常持续不久。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中，看到大量关于反式脂肪损害人体健康的信息，影响了人们在杂货店购买商品的方式，但它只影响了几周的购买行为，然后就回归了原先的水平。 在重复信息没有高曝光率地传递给受众的情况下，个体层面的行为干预的效果往往是短暂的。

同时，他们扩大了不平等，而非缩小了不平等。例如，我们看到的是吸烟率降低，但在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人群中，这种下降要比在低教育和低收入人群中明显得多，因此这些个体层面的行为干预倾向于扩大而不是减少不平等。

为了改善大众健康，我们需要把健康传播不仅看作是向个人传递准确的健康信息来促进健康行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预防和准备，而不仅仅是应对。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错误信息的讨论，以及在错误发生时，识别和纠正的必要性。我的观点是，我们首先需要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让受众拒绝它，而当它碰巧进入通信渠道时，我们需要能够识别它。

我们需要在健康传播中思考如何为改善政策提供支持，不仅是健康政策本身，还需关注非卫生部门的政策，如教育、经济、就业和交通等等。这些政策对人类健康有巨大影响，然而我们通常不认为在组织或政府中传播这些政策属于健康传播的范畴。